文博2005-2-5 《美术报》
    当代书法的历史境遇造就了书法的当下话语与书法精神的人文关怀，当回首二十世纪末书法艺术辉煌20年的时候，我们不得不为社会文化的繁荣昌盛而感到由衷的欣慰！书法艺术地位的普遍提高、消费意识、精品意识的增强，大众审美意识的改变都为书法艺术提供了丰厚的土壤和发展空间。将20年的发展放进整个书法史中去加以参照，书法人文精神的迷失，书法语境下非文化主义因素的蔓延以及话语的“自相残杀”等，我们又不得不时时刻刻提醒自己不要陷入一种表面的繁荣之中而放弃了对书法人文精神的终极追求。这种对昨天的反复自省与再认识，无疑为我们更加清晰地把握书法传统的精髓，重塑当下书法人文形象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当我们回首上个世纪80年代书法复兴的时候，脑海里是一场风风火火的书法全民运动的炮火连天响，在一种“你方唱罢我登台”的相互亮相之中，各路人马倾巢出动。为满足这种展示心态的需求，一座座现代化的展厅拔地而起，此时的“书法家”感受到了该有的人格尊重和社会认同，并得到了来自物质与精神的双重回报。追寻这种原因产生的历史背景：“文化大革命”虽然对各种传统文化艺术进行了毁灭性摧残，但书法却在这种环境中成为政治避难的一张“护身符”，在那个标语满天飞，口号喊破天的年代里，书法躲在“大字报”的泛艺术大旗之下，成为近20年“书法热”觉醒的萌芽、孕育期。

    80年代初期，观众与读者逐渐疏远了严肃艺术，常以“文化英雄”定位的作家、艺术家不再成为被社会英雄般关注的对象，那种自感担负历史使命的艺术家，作家从内心深处流露出一种被社会遗弃的恐慌感，此时的读者和观众成群结队地涌向了电视，电影、街头书摊的“泛情主义”影视与低级读物强大的买看率，曾让严肃艺术一度“门庭冷落”。于是一部分自感身负历史使命的书家干脆在大街上搭起一顶帐篷干起了书法的现代“大甩卖”，于是一夜之间书法成了街头巷尾“现烤现卖”的街头玩物，脚书、口书、头书、就像公众擂台的大比拼闪亮登场。与此同时，低级的文化情绪，社会无业游民的加入，使各地书法活动呈现出了表面的繁荣。

    兴起于80年代的现代书法，是对传统书法寻求现代意义的有益尝试，它的积极意义是不容质疑的。但随着大众商品意识的逐渐增强，一时间各路英雄打出告别传统书写模式，出于对西方现代艺术所带来的丰厚的价值效应和受精英意识的催发，用西方现代艺术的理念来改造古老的书法艺术，一些勇于实践的艺术家，在寻找传统的中国艺术怎样同世界这个大视觉艺术进行对话与交流，各种主义、信仰的千变万化，倒是将这种意识形态的探索与哗众取宠的商机紧密的联系，“人们往往从西方传入的最新文化，最新思潮中抓住其中的表面‘符号’甚至来不及弄懂其基本意义，就凭这一种热烈的主观愿望和皮相的了解，迅速的得出结论”（陈小明《剩余的想象》）这种盲目多体现在文学、美术、书法领域。

    书法作为中国文化的一个分支，它不可能游离于整个文化之外，而作局部的改良换种，更进一步论，无视书法与汉文化的整体联系并以其对汉字的解构而强行肢解汉字形、音、义的完整性这似乎已不单单是个书法问题，它还直接牵扯到文化，当代书法的狂热与20年代汉语拉丁化运动似乎有着惊人的相似，我想其结果也不会相差太远。书法作为一门既介入学术又从属于艺术的精神活动，作为当代中国对五千年文化创造精神再生追求的表意形式，它完整的体现了当代中国艺术的精神历程。书法作为古代文人步入仕途的敲门砖，书写是文化人身份的标志，这种认识在中国人的心底早已根深蒂固，写字几乎没有被当作严格意义上的艺术行为，它只是文人记录语言、著述立说的工具。

    比起任何其他文学艺术来，文化传统的专制意识在书法中表现得最为绝对、彻底，淋漓尽致。譬如写小说，名家写了一篇，只是稿酬多些，碍不着别人的事；你如果不满意，可以另写一篇发在差一点的刊物上同他比试比试。书法则一定不行：胡长清是副省长，所以他的字在江西一定是头牌，他占了茅坑，别人就没地方“拉屎”，要想“报仇雪恨”，只有把他拉出去毙了，才能在那老地方刮了他的“遗墨”换上你的字！
    人文精神是人文知识分子应有的一种品格，一种情怀，是这个阶层的精神特征。在西文中人文精神一词应该是humanism，通常译作人文主义、人本主义、人道主义。狭义是指文艺复兴时期的一种思潮，其核心思想为：一，关心人，以人为本，重视人的价值，反对神学对人性的压抑；二，张扬人的理性，反对神学对理性的贬低；三，主张灵肉和谐、立足于尘世生活的超越性精神追求，反对神学对灵肉对立、用天国生活否定尘世生活。

    传统文化孕育了历代文人，是历代文人信念的源泉和归宿，他们在此获得了力量和慰藉也造就了文人一种独立不迁一以贯之的品格。对技术的过分迷恋，使人们失去了人文支撑，则书技与修鞋补锅并无二致。一些书家被眼前利益所驱，应接不暇的应酬，使许多看来很有前途的中青年书家的才华如流星一般一闪即逝，“书法家”的头衔有增无减，大师级的人物几乎找不到，知名度过高地依赖于创造者在书法组织中的地位和广大媒介的报道，使一些不愿苟同世俗、刻苦钻研而极具才华的书家得不到相应的社会地位，“那种赤诚敬畏之心和美好的情怀为狂妄之心和低俗之性所取代，追求一时的出名或发财成为当代文化景观中短期行为的全部目的”（王岳川）。

[1] [2]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