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4、5月间，华东美协党组书记赖少其同志到南京，由我陪同看望陈之佛、傅抱石二位老先生。少其同志此行，目的是要请陈之佛先生去任上海华东美协的副主席，傅抱石先生任上海国画院副院长。少其同 志离开南京后，我向领导汇报，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谓清同志说不能放人，我们也要成立国画院。随后责承江苏省文化局开始筹建。当时我任文化局艺术处副处长，具体负责筹备事宜，由文化局副局长朱契先生直接领导。我在艺术处分工抓美术工作，如筹备画院、美术馆、美术家协会、书法家协会（当时叫书法印章研究会）。艺术处正处长是杨正吾，他主要抓音乐工作。他也参与筹建，也是画院筹委会委员（有时开会到场），我与杨正吾是代表官方的委员，另五位委员是吕凤子、陈之佛、胡小石、傅抱石、亚明，他们都有自己的工作岗位（大都在高校任教）。亚明同志当时脱产从事美术创作（当时文化部文艺八条规定允许有创作能力的文学、戏剧、音乐、美术家脱产搞创作，头三年发工资，以后靠稿费生活），当时筹委会主任委员是吕凤子。江苏国画院筹备会主任委员的产生，那段佳话的事实是这样：我曾向傅抱石先生提出，请他任主任委员，他说他不合适，他建议请老前辈吕凤子先生担任。这个建议也得到在南京的其他委员同意后，我随即去苏州师范学院向吕凤子反映，我先向吕老讲要成立江苏国画院的事。他非常高兴。他还说画院要搞创作，要重视研究史论技法，要培养接班人。他还把刚脱稿的他的中国画技法研究一书交给我，请画院的同志研讨，提意见。吕老的关心、热心，使我非常感动。当我提出请他任主任委员时，他一口拒绝。他说卧病在床，不能到南京开会，他建议请傅抱石先生任主任委员。我随向吕老解释，请你老任主任委员是抱石先生提出、筹委会通过的，我说你不能去南京开会，我把你老的意见向筹委会转达，再把筹委会的讨论向你汇报，我来回的跑，不就解决了吗？吕老这才同意。老一辈艺术家互相尊重、关心艺术事业的发展、重视培养下一代的崇高精神，这不仅是江苏国画院宝贵的精神财富，也是值得晚辈们学习的。，1953年江苏建省，我任美术工厂厂长，开始重视创作新中国画，后又成立美术创作组，亚明任组长，我任付组长。文化局领导重视美术创作，并特许亚明同志主要搞创作，所以亚明同志积累了丰富的创作经验。他学习也很勤奋。过去江苏的文化部门领导一直是重视美术创作的，所以展览也很多。

　　建国初期，百废待兴，国家经济困难，江苏省文化局有限的经费，多用在戏剧方面。用在美术方面，相当于买几件龙袍钱。因此画院编制不能多。人多了工资发不出。聘请画师主要看艺术水平，求精不在多。在苏州聘请三位：余彤甫, 陈旧村，张晋。无锡钱松岩，常州龚铁梅，镇江丁士青，扬州鲍娄先，何其愚，顾伯逵，徐州王琴舫。费新我、房虎卿、林散之三老是稍后请的。拟聘的老画家中在当地很有影响，是美术界的代表人物。我去无锡请钱松岩先生时，无锡市委有关领导曾提出钱老先生走了，会影响当地的美术活动，因为他是当地美术界头面人物，经常要出席有关会议。为了两全其美，硬要把钱老请到南京不考虑地方工作是不合适的，我向无锡的领导讲，钱老编制在省画院，但人先不到画院，仍然住在无锡。只是有创作任务时，去南京住上半个月一个月，任务完成仍回无锡，这样也是对省画院的支持，也照顾到地方。因此过了一个时期，钱老才迁居南京的。林散之老人到江苏画院,属于另一种情况，是南京市长主动推荐的。有一天在省政协大院王昭铨市长碰见我，他说我市江浦县副县长林散之先生，书画都很有成就，我推荐他到省画院。我说谢谢市长的支持，我亲到江浦县把林老请到画院。开始筹建画院时，打了几张床，买了被子，打了画桌，搞了个食堂。这是为外地画师到南京来进行创作准备的。生活条件虽然很差，老画师们情绪都很高，都认为只有在解放后，大家才有可能在一起谈画作画。八十多岁的龚铁梅老人由老伴陪着在画院一起生活。又好像在敬老院，大家互相关心，谈笑风生，其乐融融。

　　江苏画院学习班的学生来源，由地方推选，经画院考试，有培养前途的吸收到画院来。我去连云港，当地文教局推选了一个十几岁的金大学，说很喜欢画画，有天才。我就在文化局办公室进行考试，他对画画是有点灵气，不过他有点调皮，但他肯学习，动脑筋。后来画得很好，前两年还在南京等地开过画展。像萧平是学生中佼佼者。还有张瑞来、朱宗秀、朱宗瑶、姚铮等同学，在艺术上都有所成就。张瑞来是学习班班长。他还担负着照顾老先生的生活，师生亲如一家人，同学们还经常讲那段难忘的学画的生活。那个时期先后到江苏国画院进修的，有来自东北的孙恩同、王绪杨，北京的张凭，甘肃的马西光，安徽的王济美、恽振霖等。舞蹈家吴晓邦先生也来画院住过一个时候，他也喜爱爱画画，还向老画家讨教过。潘天寿先生还来南京讲过学，有关文人画的学术报告。南京的老先生俞剑华、陈之佛、秦宣夫、杨建侯等也经常来画院作学术报告，组织讨论有关国画创新；花鸟画有无阶级性？画派、 画论等问题，各抒己见，非常活跃。

　　当时在中山陵藏经楼作为画室，吃住都在那里。画画以外，还经常搞学术活动，亚明同志很热情，积极，经常主持学术讨论，蔡若虹同志还曾作过学术报告。1961年秋石鲁同志和何海霞、康世尧、方济众、李梓盛等画家都访问过南京，开过画展。我曾陪石鲁等同志到苏州参观访问。傅抱石先生去捷克、罗马尼亚访问，为北京人民大会堂画《江山如此多娇》（与关山月）合作）大家都在为新中国的美术事业忙碌、创作、交流，在画院的那段生活，常引起我的回忆。

　　最值得回忆的是1958年，江苏的国画先在南京展出后，又于同年11月去北京展览，负责主持此次展览的是傅抱石先生和我。在展览期间，先后由中国美协、中央美院、北京画院等单位举行过9次座谈会，交流了创作经验，一致肯定艺术要发展必须深入生活，反映生活，要有独创性、民族性、现代性的特点，抱石先生作了多次学术报告，对当时反映现实生活的作品，指出内容是先进的，艺术上是不完善的。在强调集体创作时，违反创作规律，都明确地指出来。学术气氛浓厚，批评、自我批评的精神也很正常，如对抱石先生的"蝶恋花"那幅人物画，主题思想表现得还不够深刻。毛主席在那首词中说"泪飞雨"，是谁在流泪，每个人理解不同。陈毅老总说是毛主席在流泪，抱石先生说他在那幅画中表现嫦娥、吴刚，画雨，画柳，主要还得强调一种美的一种气氛。我想虽然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而诗是心之声，画是心之形，从造型技法看，抱石先生那幅《蝶恋花》在他人物画中，是非常出色，非常沉稳而生动。江苏的中国画在北京展出，引起画界的重视，中央领导的关心，其重要意义，在于中国画如何发展提高，明确一个道路。因此美术杂志主编王朝闻先生发表了《中国画的新声》，这不仅仅对我的《梅山水库》，李硕卿的《移山填谷》作了很高的评介，主要他指出中国画要在民族化、现代化的道路上发展，既不能守旧，也不能用西画改造中画，中国画怎样走自己的道路，几十年来争论不休。我想离开中国的国情，离开中国人民的喜闻乐见，是很难说清楚的。艺术是无国界的，但对艺术的欣赏水平有高低不同，欣赏习惯不同，画家自己的追求不同，千差万别，还是多元化行得通。好的艺术中国人喜欢，外国人也同样喜欢，不能用谁改造谁的观点去对待艺术，而应该互相吸收，互补不足，取长补短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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