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有关领导如何看待江苏国画在京的展出，并作为样板评价，是王朝闻先生对我讲的。有一天他请我到王府井大街一家小饭店吃饭，对我说，中央书记处，中央宣传部对江苏的这次国画展非常重视，要写四篇文章介绍：江苏省委抓文教的书记写一篇，党是怎样领导的，省委宣传部长写一篇是怎样贯彻二百方针的，傅抱石写一篇老画家学习了文艺讲话，党的文艺方针提高后，怎样创作的，张文俊写一篇如何继承传统的。我回南京后，组织好这四篇文章，直接寄给王朝闻先生，很快在《美术》杂志上发表了。当时江苏抓文教的省委书记是陈光，他写的是《致江苏国画院的一封信》，内容是肯定、鼓励江苏画院的创作是在走推陈出新的道路，迈开了第一步，要继续努力提高，创作更多更好的艺术品为人民服务。美术杂志发表这封信在标题下，写明作者--江苏省委副书记陈光。王朝闻先生曾向我讲过，要写明作者在党内的职务。省委宣传部长欧阳惠林写的是《贯彻党的文艺二百方针政策》。傅抱石写的是《政治挂了帅，笔墨就不同》（三年之后题目改为《思想变了，笔墨不能不变》。在1958年强调政治挂帅，抱石先生那篇文章的标题所以前后不同，有关当时社会背景）张文俊写的《学习创作的体会》主要写如何创作《梅山水库》，这幅画是1954年秋到梅山水库工地观察体验写生，到1958年因为要参加社展，才籍此机会进行创作，同时还创作了《积肥》、《东山运果》，也在京展出。这三幅画有的入选《中国画选编》，有的在《中国画》上发表，《梅山水库》入选参加"社会主义造型艺术展览会"。在莫斯科展出时，前苏美协第一书记谢.拉西莫夫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前进》文章中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部分，我们可以看到传统的中国画，有当代中国光荣的老前辈画家齐白石、徐悲鸿、黄宾虹的作品，他们的作品深刻细腻地描写了自然界；有蒋兆和这位伟大画家的作品，在他的构图中，一向有劳动者出现；有李可染和张文俊描绘的被改造的祖国大自然的壮丽风景。"在介绍入选社展各画种代表作时，《梅山水库》和油画、雕塑、板画等作品同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还入选《十年中国绘画选集》，类似《梅山水库》、《移山填谷》等作品，所以取得好评，主要是反映时代，反映人民生活推陈出新的作品，是人民的需要。画家与人民的感情要沟通，画家不但要走出画室，更要走出自我陶醉，自我欣赏狭隘思想感情的小天地里，奔向原野，天高任鸟飞嘛。

　　我在画院工作期间，向老辈的画家学习了艺术技巧、艺术创作，也学习到他们的高尚品德，在同辈的画家身上，如亚明、魏紫熙、宋文治等同志，他们的敬业精神，令我佩服。叶矩吾是一位花鸟画家，他在创作之外，对图书资料等，作了许多具体工作，叶一鹤、郑秉珊、何乐之他们对中国画史、历代名家都有研究，并写有著作。南艺的教授丁吉甫,他是一位花鸟画家，又是篆刻、书法家，为江苏书法印章研究会，经常到画院，我们一起研究，关于研究会的工作（当时画院、书协、美协一套班子，不过挂了三个牌子）他来去都是默默无闻。他早去世了，我很怀念他。 　　

　　当时学习班由喻继高、李畹负责，他俩很尽职，喻是陈之佛先生的高足弟子，对工笔花鸟画，很有成就。在画院年轻的画家都担负具体工作。创作可以说是业余的。文革开始后，有红卫兵到傅师母家造反，为了保护傅老的作品和他生前购买的老纸，喻继高冒着风险，把画转移到别的地方，红卫兵曾到画院找我，要用傅抱石的纸写大字报，我说傅抱石生前买的老纸，是清代的罗纹纸，北京人民大会堂那张大画《江山如此多娇》就是用的罗纹纸，是傅抱石、关山月合作的，毛主席题的字，所以你们（红卫兵）不能用傅家的罗纹纸写大字报。可是红卫兵向我提出要五百令纸写大字报，我向他们说明情况，才免了这场灾难。喻继高为人正直，在文革中还保护了同志。

　　1957年反右时，领导叫我和秦宣夫先生查《雨花》杂志关于美术作品和文章有什么问题，当时发现抱石先生写了一篇短文《偶然想起》，反映个人不愉快的情绪。主要是在知识分子改造运动中受到不公平的批评，我认为不能上纲上线，待抱石先生从国外访问回来，领导同他谈了一次话，就过去了。而后抱石先生被选为劳动英雄，去北京参加了群英会。1958年春，抱石先生从南师调到江苏国画院，还写了申请入党报告，他是一位富有热情、有责任心、有爱国思想的画家，在抗日战争期间，他刻了一枚印章《上马杀贼》表现了他热血爱国的精神。

　　当时画院分三个业务组：亚明是人物组长，张文俊是山水画组长，入选社展的作品有傅抱石的《蝶恋花》，亚明的《货郎图》，魏紫熙的《风雪无阻》都是人物画，三幅山水画是钱松岩的《芙蓉湖上》，宋文治的《运河》，张文俊的《梅山水库》，当时江苏国画院在组织参加国内外大展外，为国家画礼品，为社会服务，曾集体为南京下关火车站画了四张丈二大画：《雨花台》，《中山陵》，《玄武湖》，《燕子矶》等。

　　1959年应中国驻苏联大使刘晓之邀，陪傅抱石去上海，商谈为驻苏大使馆作画的问题。1965年9月陪抱石先生去上海为虹桥国际机场作大画的情况，在我写的《忆抱石先生》一书中，已有叙述，在此不赘。1959年由我具体负责组织北京人民大会堂江苏厅的国画创作和美术设计。当时请陈之佛先生为漆器屏风设计了"稻香鸭肥"请有关领导提意见。领导说要在画面上加水库，要加上水利建设的内容。那个时期强调政治挂帅，不怎么注意艺术规律。陈老为难，我也感到难以奉命，领导们只能尊重作者的意见。我也组织过画师放卫星，搞过浮夸，头脑发热，还集体创作"吃饭不要钱"。由领导出主意，群众出生活，画家出技术，作为先进经验介绍。运动过去之后，才接受教训。傅抱石先生当时曾说过："山水画里必须要画上脚手架吗？"他就不同意贴标签。

　　为人民大会堂江苏厅创作国画突出江苏的特点，我和钱松岩、 宋文治 、魏紫熙等同志一起去太湖收集创作素材。为了表现新意，把疗养院建筑特别强调，画的很逼真.，那一套勾线方法， 建筑结构处理，至今影响一部分中年画家，被一定的笔墨程式所束缚，有的画家也在叫苦，很想突出重围。想想自己也老矣，不能当搁路石。

　　1964年傅抱石先生要为江苏省政协画一幅大画，由我陪他去茅山写生。在山下遥望山脉连绵气势，他说当年陈毅同志在这里领导新四军抗日，茅山也是革命根据地。一定要好好画。他要我把山顶上建筑画下来作参考。我爬上山，把那个破庙速写下来，交给傅老，经他加工看起来也颇具规模。他的这副八尺"茅山雄姿"是他晚年唯一的一幅杰作。当时他在句容还画了一张旭日东升，他说过去不敢画太阳，经过画《江山如此多娇》得到周总理、陈毅老总的帮助，是逼出来的。

　　当年画院工作地址，虽然搬迁多次，在动荡中，生活既紧张又愉快，大家情绪都集中在艺术创作上。我们在湖南路172号呆过，在颐和路25号呆过，也在山西路百货公司楼上呆过，时间都不长，也去尤盘里藏书楼，山西路图书馆阅览室，玄武湖翠洲露天舞台化装室呆过，都不宜把画院在那里落户，最后还是把画院安在政协大院。把桐荫馆作为院长办公室，请书法印章研究会会长胡小石先生为画院写了牌子，才有了门面。画院成立时，我到省政府请常务副省长管文蔚同志到会讲话，管文蔚同志先问了我画院的有关情况，后管老按时到会宣布画院成立，并提出希望。江苏国画院，从开始筹建到成立，始终在党和政府的关怀领导下成长起来的。我虽离开画院多年，到八十年代中宣部副部长贺敬之同志来南京，指定要到画院看我，由省文化局长王洪接我到画院，同贺副部长见面后，贺敬之同志才了解到我已不在画院了。但他仍然关心画院，还题字纪念。现这些往事只能作为美好回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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