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艺术人生与国家大运休戚相关，与中国现代艺术史的发展强烈共振——抗日漫画家的代表者、延安和新中国实用美术事业的领导者、山水画创新与写生实践的发起者、水墨重彩装饰画风的探索者和中国壁画复兴运动的擎旗者，这些分量极重的称号都非他莫属。

　　他是优秀的艺术家，也是杰出的美术教育家；他深深植根于传统民间艺术与古典艺术的沃土，却又与西方现代派艺术遥相和应，“毕加索加城隍庙”是他独一无二的艺术风格；他创作了大量设色鲜明、生气勃勃的美术作品，却在晚年一头扎进了焦墨山水的寂静领地，知白守黑、清远绝俗。这些繁复交织的不同面向让他本就传奇的人生更显丰沛厚重。

　　张仃似乎注定与山有缘：1917年农历五月十九日，他出生在辽宁北镇县医巫闾山下周屯。而医巫闾山，正是中国自古与“五岳”同尊的“五镇”之一，人称“北镇”；后来的漫长岁月中，张仃又以“它山”为号，画遍祖国的名山大川，最终自己也化作20世纪中国美术版图里的一座“镇山”，沉雄不语，巍然挺立。
张仃非凡的艺术生涯，当自家乡北镇说起。过年时将红色胭脂蘸在馒头上的“一点之美”，埋下了幼年张仃心灵中追求艺术的种子。4岁在家中大门上用彩色粉笔画《出丧图》，虽遭族长训斥，却可算为最早的艺术创作；5岁开始临摹父亲带回的《芥子园画谱》、《点石斋画谱》，也喜看摩登杂志插图，舅舅算命摊上打洋伞、穿洋裙的“鼠小姐”造型是他设计创作的最初萌芽。

　　1932年，张仃考入北平私立美术专科学校。15岁的东北流亡少年很快发现，自己的心中根本装不下“十八描”的仿古人物画，鲁迅匕首投枪式的文学作品才真正令他折服。于是，张仃拿起漫画、宣传画这种出手快、犀利鲜明的艺术形式作武器，与日本帝国主义和不抵抗的国民党政府展开斗争，到东北军前线鼓动和宣传抗日，参与筹建前卫社团“左翼美术家联盟”，吹响了救国救民、奋起抗战的号角。

　　1936年，刚刚结束因从事进步活动而起的牢狱之灾，张仃就来到南京，经当年的美专校长张恨水介绍，在宁、沪各大报刊发表漫画。抗战爆发，他又投身由叶浅予领队的“抗日漫画宣传队”，以思想的战斗性和艺术的前卫性活跃在民族解放运动阵线的前沿。创作之外，张仃还代表全国漫画界抗敌协会赴西安筹建西北分会，在西安出版《抗敌画报》、主持漫画训练班，并带领“抗日艺术队”北上榆林等地宣传抗日。

　　这一时期，张仃的作品大量发表在南京《扶轮日报》、《中国日报》、《新民报》和上海《时代漫画》、《中国漫画》、《漫画界》等报刊上，巨大的冲击力和鲜明的民族风格在敌占区、国统区和抗日根据地都产生了广泛深刻的影响。特别是他参加“抗敌漫画展览会”的宣传画《打回老家去》，用白山黑水和大豆高粱呼应着《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深入人心的歌曲主题，是整个抗战时期最具思想深度和代表性的美术作品。那一年，张仃刚满20岁。

　　出众的艺术才华和激荡的爱国热情为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美术界造就了一位早熟的“明星”漫画家。1938年秋，漫画家张仃来到延安，进入鲁迅艺术学院美术系任教，艺术创作和教学发生新的转折。

　　在鲁艺，有着独立艺术追求的张仃被看成是“异类”。他对素描、透视、解剖之类不感兴趣，而是大讲毕加索、凡高、印象派，讲现代绘画的色彩与变形规律，这在当时的延安显然过于“前卫”；他为延安文艺界人士画的漫画肖像被批判成“丑化革命同志”，他本人也因个性独具而被列为延安鲁艺“三大怪”之一。不久，张仃便离开鲁艺，加入陕甘宁边区文艺界抗敌协会。

　　漫画创作逐渐淡出，张仃却在“文抗”找到了新的舞台。延安如火如荼的革命生活点燃了张仃的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的激情，陕北朴素单纯的民间艺术语言更是与他对“蓝印花布”的热爱一拍即合，成为他艺术创作的活水源头。在这里，他着手从事年画、宣传画和装饰画的创作，同时还根据工作需要从事舞台美术、服装设计和展示等实用艺术设计。这位延安文艺界抗敌协会作家俱乐部主任化腐朽为神奇，用土陶、羊毡、柳条等“土特产”制作了质朴高雅的吧台、壁灯和沙发。他主持设计的大生产成果展览，更是创造了一个气魄宏大、别致壮观的“大地艺术奇迹”，应邀参观的美军观察组和中外记者团完全没有想到，陕北的贫瘠黄土中竟会有如此精美的展览设计横空出世！

　　在延安，张仃是一年一度的八路军生产成果展览会的总设计师，是延安屈指可数的舞美设计师，甚至还是延安工业产品包装的主要设计者之一。话剧《抓壮丁》首演的舞台由他设计布置，延安秧歌队和各种文艺团体的演出服装由他构想。美术多面手张仃为延安的黄与红增添了缤纷色彩，注入了清新活力。对此，诗人艾青曾有过形象评价：“张仃走到哪儿，摩登就到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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