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身后是非谁管得，其实，生前的是非也管不得。但生命之史都只有真实的一份，伪造或曲解都将被时间揭穿。
    我一向反对写自己的传记，感到平凡人生何必传之记之，今年逾八旬，常见有长、短文间叙我生平故事与言行，善意恶意，或褒或贬，真伪混杂，我虽一目了然，也只能由其自由扩散。但促我反思，还是自己写一份真实的自己的材料，以备身后真有寻找我的人们参照。
    书分三部分，第一部分叙生命之流，即随着岁月的流逝和生活的经历，记自己思想感情的成长、发展、转变与衰退。这生命之流如绘了一幅清明上河图，着力于长河的全貌与主要转折，而许多局部细节须用放大镜观察。第二部分“此情此景”，便全是局部放大图，包括有关生活的、文艺观的，其中不少文章都是当年针对现实而发，并引起过强烈反响和争议，今一字不改呈奉于新读者前，读者有最大的自由选择自己有兴趣的篇章。第三部分是年表，那是生命支付的账单，备查支付的误差。（2004年2月21日）

一

    我经历了几十年文艺批判的时代，自然很厌恶，但其中情况复杂，具体事件还须具体分析。我想谈对江丰的一些感受。
    七八十年代以前我作油画以野外写生为主，大自然成了我任意奔驰的画室，但回到家里却没有画室，往往在院子里画。作水墨画无处放置画案，将案板立起来画，宜于看全貌，但难于掌握水墨之流动。八十年代住劲松，才有一间11平米的画室，我的画室里没有任何家具，只一大张画案，案子之高齐膝，别人总提问为何案子如此矮，弯腰作画不吃力吗。正是需要矮，站着作画，作画时才能统览全局。传统中坐在高案前作画的方式，作者局限眼前部位而忽视全貌，这有悖于造型艺术追求视觉效果的创作规律，也正是蔡元培觉察西洋画接近建筑而中国画接近文学的因果之一。中国画的图，江山卧游图、清明上河图、韩熙载夜宴图、簪花仕女图，众多的图都是手卷形式，慢慢展开细读，局部局部地读，文学内涵往往掩去了形象和形式的美丑。直到九十年代中期，可雨协助我找到了一间近60平米的大画室，于是我置了2×4米的两块大画板，一块平卧，另一块站立一旁，作画时平面和立面操作交替进行，方便多了，从此结束了作大画时先搬开家具的辛苦劳动，就在1996——1999几年中创作了多幅一丈二尺的大画，而我，也老之将至了。
    1999年文化部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举办吴冠中艺术展，占用楼下三个大厅，规模和规格都不小，用文化部的名义为一个在世画家举办个展，尚属首例。我应该感到满意，我是感激的，因这意味着祖国对我的首肯，我选了十件展品赠送给国家。但展览结束后不久，人们还未忘却作品的余韵，便有人策划了连续三天的大批判文章，一如文革时期大字报的再现，在《文艺报》上发表了。有人告诉我这消息，我听了很淡然，因实质并非对艺术的批评。我面对过各样心态，无意探听谁和谁的心态。过不多久，发表了这攻击文章的《文艺报》却采访了我，用突出的版面为我说了公道话。
    我经历了几十年文艺批判的时代，自然很厌恶，但其中情况复杂，具体事件还须具体分析。我想谈对江丰的一些感受。我被调离中央美术学院时正值江丰任院党委书记，即第一把手，大权在握。他是延安来的老革命，岂止美术学院，他的言行实际上左右中国整个美术界。毫无疑问，他是坚定保卫革命文艺、现实主义美术的中流砥柱，我这样的“资产阶级文艺观的形式主义者”当然是他排斥的对象。但我感到他很正直，处事光明磊落，他经常谈到文化部开会总在最后才议及美术，甚至临近散会就没时间议了，他在中央美术学院礼堂全院师生会上公开批评文化部长没有文化，当时文化部长是钱俊瑞，大家佩服江丰革命资历深，有胆量。钱绍武创作的江丰雕刻头像，一个花岗石脑袋的汉子，形神兼备，是件现实主义的杰作。但反右时，绝对左派的江丰被划为右派，这真是莫大的讽刺。据说由于他反对国画，认为国画不能为人民服务，国画教师几乎都失业了，但这不是极左吗？如何能作为右派的罪证呢，详情不知，但他确确实实成了右派。反右后，他销声匿迹了。很久很久之后，前海北沿十八号我的住所门上出现过一张字条：江丰来访。我很愕然，也遗憾偏偏出门错过了这一奇缘。不久，在护国寺大街上遇见了江丰，大家很客气，我致歉他的枉驾，他赞扬我的风景画画得很有特色，可以展览，但现在还不到时候。纠正错划右派后，江丰复出，他出席了在中山公园开幕、以风景画为主的迎春油画展，并讲了比较客观、宽容的观点，且赞扬这种自由画会的活动，颇受到美术界的关注和欢迎。他依旧在美术界掌握方向性的领导，观点较反右前开明，但对抽象派则深恶痛绝，毫无商讨余地，大家经常说“探索探索”，他很反感：探索什么？似乎探索中隐藏着对现实主义的杀机。我发表过“关于抽象美”的文章，江丰对此大为不满，在多次讲演中批评了我，并骂马蒂斯和毕加索是没有什么可学的。我们显然还是不投机，见面时彼此很冷淡。在一次全国美协的理事会上，江丰讲演攻击抽象派，他显得激动，真正非常激动，突然晕倒，大家七手八脚找硝酸甘油，送医院急救，幸而救醒了。但此后不太久的常务理事会上(可能是在华侨饭店)，江丰讲话又触及抽象派，他不能自控地又暴怒，立即昏倒，遗憾这回没有救回来，他是为保卫现实主义，搏击抽象派而牺牲的，他全心全意为信念，并非私念。

二

    李政道给美术工作者很大的启迪，我感到：科学探索宇宙之奥秘，艺术探索感情之奥秘。
    自从青年时从工程改行学艺术，从此与科学仿佛无缘了。只在苏弗皮讲课中分析构图时，他常以几何形式及力的平衡来阐释美的表现与科学的联系。九十年代末接触到李政道博士，他在艺术中求证他的宇称不守恒等发现。他将弘仁的一幅貌似很对称的山水劈为左右各半，将右侧的镜像(镜子里反映的形象)与右侧的正像并合，成了绝对对称的另一幅山水图像，便失去了原作之艺术美，这证实对称美中必含蕴着不对称的因素。我作了一幅简单的水墨画，一棵斜卧水边的树及树之倒影，树与树之倒影构成有意味的线之组合时，必须抛弃树与影之间绝对的投影规律之约束；同样，远处一座金字塔形的高山，那山峰两侧的线彼此间有微微的倾斜，透露了情之相吸或谦让。李政道在“简单与复杂”的国际科学研讨会中，选用了我的一幅“流光”作会议的招贴画。我的画面只用了点、线、面，黑、白、灰、红、黄、绿几种因子组成繁杂多变的无定型视觉现象。我在画外题了词：求证于科学，最简单的因素构成最复杂的宇宙？并道出我作此画的最初心态，抽象画，道是无题却有题：流光，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
    李政道给美术工作者很大的启迪，我感到：科学探索宇宙之奥秘，艺术探索感情之奥秘。在李政道的影响与指导下，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于2001年举办了大型国际性的艺术与科学展览会与研讨会。李政道创意作了一件巨型雕塑“物之道”，物之构成体现为艺术形态。清华同事们鼓励我也作一件，他们陪我到生物研究所看细菌、病毒等蛋白基因，那些在屏幕上放大了的微观世界里的生命在奔腾，狂舞，不管其本性是善是恶，作为生命的运动，都震撼人心，我几乎要作出这样的结论：美诞生于生命之展拓。我终于在眼花缭乱的抽象宇宙中抓住了最奔放而华丽的妖精，经大家反复推敲而确定为创作之母体，由刘巨德、卢新华、张烈等合力设计，请技师技工们制成了巨型着色彩塑“生之欲”，庶几与李政道创意的“物之道”相对称，陈列于中国美术馆正门之左右，仿佛艺术与科学国际展之卫护，门神。在“生之欲”作品下，我写了创意说明：似舞蹈，狂草；是蛋白基因的真实构造，科学入微观世界揭示生命之始，艺术被激励，创造春之华丽，美孕育于生之欲，生命无涯，美无涯。
    翌年，我到香港，香港城市大学邀我去参加一种实验，我在黑暗的屋子里活动，类似作自己的画，以身体的行动作画，屏幕上便显示千变万化的抽象绘画，真是超乎象外，我自己成了蛋白基因。

三

    由于群众的热烈要求，艺术馆与我商量，希望我作一次公开写生示范。
2002年春，香港艺术馆举办我的大型回顾展(无涯惟智——吴冠中艺术里程)。这个展览对我很有启发，他们不仅仅张挂了我的作品，而且通读和理解了我的艺术探索后，剖析我探索方向中的脉络，将手法演进在不同时期所呈现的面貌并列展出，令观众易于看清作者的创作追求，其成败得失，共尝其苦乐。比方从八十年代的《双燕》到十年后的《秋瑾故居》，又十年而出现了《往事渐杳，双燕飞了》，三幅作品被并列，我感到自己的被捕，我心灵的隐私被示众了，自己感到震撼。关于近乎抽象的几何构成，缠绵纠葛的情结风貌，其实都远源于具象形象的发挥。不同时期作品的筛选与组合揭示了作者数十年来奔忙于何事。这样的展出其实是对我艺术发展的无声的讲解，有心人当能体会到这有异于一般的作品陈列展。我非常感谢以朱锦鸾馆长为首的展览工作组的专家们，我因自己的被捕、被示众而感到自慰，作者的喜悦莫过于被理解，遇知音。
    由于群众的热烈要求，艺术馆与我商量，希望我作一次公开写生示范。我作画一向不愿人旁观，更不作示范表演，表演时是无法进入创作情绪的。但他们解释，如今画家很少写生，青少年不知写生从何着手，而我长期不离写生，希望不错失这唯一的良机，给年轻一代一些鼓励吧！我无法推辞主人的心意和群众的热忱，就只好作一次“服务”性的写生示范，重在服务，难计成败了。他们准备从第一笔落纸便开始摄像，一直到最后一笔结束，展示写生的全过程，将作为稀有的资料档案。对象就选维多利亚海湾，我就在艺术馆的平台上写生，能挤上平台的人毕竟有限，观众大都在大厅里看录像。报刊早作了报道，写生那天，大厅里挤满了人，但，天哪！天降大雾，视线不及五米，维多利亚港的高楼大厦统统消失于虚无缥缈间。浓雾不散，群众焦急，我当然不愿有负群众的渴望，便凭记忆，对着朦胧表现海港的层楼和往来的船只，而在如何构成楼群，其落笔先后和控制平衡等手法中也许还能予人一些参考，写生并不是抄袭对象，写其生，对“生”的体会，人各有异。
    事有凑巧，我的展览3月6日在香港艺术馆开幕，法兰西学院艺术院同日投票通过吸取我为通讯院士。我属首位中国人通讯院士，香港报刊颇为重视，甚至以艺术诺贝尔奖誉之。通讯院士只授予外国人，法国人则为院士，朱德群和赵无极均已为院士，我们都是杭州艺专的学生，林风眠校长有知，当感慨深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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