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八年前，在文化部召开的一次小型座谈会上，谈对文艺的战略问题，我提出以“奖”代“养”的观点。今年两会期间，在全国政协文艺小组会上，结合文化体制改革问题，我又重申以奖代养的己见，不过谈得过于简赅，言未尽。

　　冬天的暖房里培养出新鲜黄瓜、西红柿等各色蔬果；稀有的鱼、鳖等品种也靠人工养殖，大量供应。然而，偏偏，人工难于培养出高品位的艺术家。蒋南翔任高教部长期间，在人民大会堂作过一个报告，他谈到，只要有足够的条件，他敢于承诺培养出50个尖端科学家，但他无法培养一个杰出的艺术家。民族的苦难和生存的艰辛孕育出一个鲁迅，若鲁迅留在了日本，中华民族失去了鲁迅，鲁迅也失去了鲁迅，鲁迅并非由其躯体决定其真正的价值。苦难呵，艺术家命定是殉道者，因社会中没有真正创作艺术的职业。丰子恺作过一幅漫画，表现一个瘦的诗人在闻一朵花，一旁两个商人模样的人悄悄私议：诗人是做什么生意的？艺术家创造出了真正高质量的艺术作品，那是国之宝，民族之魂，为全世界人民所崇敬。但杰出的作品被人们认识往往需或长或短的过程，甚至在作者落魄生涯结束之后，还要等许久许久，比如梵高、徐渭……当然，生前见到自己成就光辉的作者也不少，如毕加索、齐白石、周信芳等等，但无一例外都经历了跌、打、滚、爬的炼狱生涯。

　　也许有不入炼狱的幸运者，如纷飞于花丛中的蝶，但不为我所熟知。换了人间，国家富裕了，是否就可以像培养暖房的蔬果一样培养大批画家呢。我亲戚的孩子是现今清华大学的学生，他参加一个美国举办的英语考试，有一道试题：国家应养画家吗？这道题令人深思，美国国家并不供养画家，法国也只是给一些贫苦的画家提供廉价画室，而中国却有无数养画家的画院。全世界尚无可借鉴的画院，只我们古代有御用画院。邵宇任人民美术出版社社长时，社内办了个创作室，他却向人诉苦：我们养了一群鸡，不下蛋。从今天的社会发展和经济情况看，画院的体制必须改革，上海画院已公开提出只养作品不养画家的方针。如何具体操作固然尚是摸索中的大问题，但这思路是先进的思路，改革的思路，符合艺术创作规律的思路。艺术家是社会这个严酷的大环境中成长出来的，其淘汰率特别大，是沃土里未必能成长的一种特异生命品种。她必备才华（或曰艺术细胞）、功力、学养、品位、经历、苦难、见闻……许多条件集于一身极为难得，故杰出的艺术家稀有，杰出的作品是珍宝，古今中外无例外。今天我们在艺术院校里培养青年，授予他们进入艺途的基本知识与功力，而决不可能急匆匆捏塑一批稚嫩的小画家。然而经济大潮中作品值钱的现象吸引了无数家长和年轻人，投考艺术院校的学生特别拥挤，许多院校设置的艺术系科和扩招的人数也就泛滥成灾，社会上怎能吸收大量低质量的“美术家”？我不忍将青年比作蝗虫，但将青年推入蝗虫似的灾难中又是谁之过呢。人人都须谋求生存，空头美术家的繁衍缘于个人品质，也缘于社会的污染。

　　各行各业的艺术家组成协会，是切磋业务、交流信息的正当渠道，民间社团式的协会有益于推进文艺发展。国外的春季、秋季、独立、五月等等沙龙，都是学术观点相近者们的协会，同时也标明了彼此学术观点的相异，促进了竞争，齐放中体现了争鸣。但我们的协会却是官方或半官方的，吃皇粮，一家之言代行了国家的文艺方针和策略。美协最先的章程就是套用了苏联的章程，从层层协会到层层文联，机构庞大，无异于一个部，既有文化部，便有多头领导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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