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24岁的藏族青年邝老五离开阿坝来到北京。他直奔心目中的圣地圆明园。因为没有钱，他鼓足勇气翻进了圆明园的围墙，在里面晃荡了两天也没碰到一个艺术家。一个老大妈告诉他：“那些家伙早被轰走了。”
    从象征意义上讲，画家们集体离开周边高校林立的圆明园并经过一番辗转或未经过任何辗转，最终又聚集在北京东边和北边的草场地、大山子国营798电子厂、通州宋庄、昌平上苑、北湖渠酿酒厂等地，可以看作是跟学院中心的彻底决裂——当代艺术，从本质上讲是工农艺术的延续，所以，艺术家需要跟工农打成一片。
    因此，宋庄最初被他们当作艺术上的延安。
    因为交通上的极度不便，当798、酒厂、上苑等地或因跟商业的成功联姻、或因承袭学院血统而自成势力时，宋庄的面目则日渐模糊。也许正因如此，它被认为是前圆明园时代精神的直接继承者。也正因如此，宋庄被媒体如此拿捏、揣度并改造：首先是穷，其次是私生活上的不检点。
    宋庄艺术家承受了以上种种误解，这让接近他们成为一件困难的事情。是的，当我——一个居住在亚运村繁华地带，习惯了朝九晚五、周末购物、聚友、打扫卫生、寻医并健身，酒不至醉，出手大方但“阴谋”攒钱购房，看CCTV－10和《三联生活周刊》，密切关注户籍改革以及芙蓉姐姐新动向的外省青年，倒车、倒车再倒车，途经无数楼宇、立交桥、巨型广告牌、建筑工地、臭豆腐摊以及散居在它们四周神情漠然地扎堆揽活的民工和满面春风高声杀棋的北京大爷们后，当汽车开始肆意鸣号、高大的白杨树矗立在坑坑洼洼的道路两旁、大片农田边上的低矮楼房上书“起价4600元/平米”时，我知道，宋庄到了。这种艰苦的寻访并不能得到他们的同情，上面说过，他们遭到了媒体的伤害，所以当我以记者身份约他们聊聊时，他们一律回绝说“没有时间”。这种过度防卫让他们对外来的一切都充满犹疑与不信任。